1944年，13岁康素珍被诱骗，进了成都春熙院，刚到，就被吊树上打，她逃了三回，没想着屈服，可也被抓回三回，胳膊被烟头烫得体无完肤，1949年解放后，她才走出那道门……
那一年四川闹了场大旱，烈日把田地晒出蛛网一样的裂纹，庄稼还没抽穗就干在地里。
成都北门贫民窟的破窝棚里，康家又多了张吃饭的嘴。
父亲低头瞥了一眼，是个丫头片子，连个正经名字都懒得起，随口丢了句小妹。
这孩子后来有了大名叫康素珍，可在那之前的年头里，她连件不露皮肉的衣裳都没怎么穿过。
七岁那年父亲咳血咳死了。
家里穷得叮当响，连口薄皮棺材都置办不起，只能拿草席卷了，趁天黑抬到乱葬岗。
母亲领着三个孩子靠给人洗衣缝补讨生活，十根手指冻得跟胡萝卜似的。
康素珍是老大，每回吃饭都把自己那半碗稀粥推到弟弟妹妹跟前，自己趴在碗沿把残渍舔得干干净净。
那时候她心里没什么别的念头，就觉得弟妹小，得让他们先吃饱，自己饿一顿死不了人。
后来简阳来了个白白胖胖的女人，自称吴大嫂，说话甜得跟抹了蜜似的。
她在康家门口转悠了好半天，盯着她上上下下看了个遍。
说这丫头眉眼生得好，成都有家绸缎庄正招学徒，管吃管住，一个月给两块银元。
她那时候才十三四岁，哪里懂得什么叫人心险恶，只觉得母亲眼里的光比那镯子还亮，亮得让她不敢开口说不。
后来回想起来才明白，那不是光，那是一个母亲走投无路时的眼神。
她回头看了一眼窝棚，弟弟妹妹还在里头睡着，母亲站在门口，手攥着围裙角，嘴唇动了动，什么都没说出来。
跟着吴大嫂走了两天，又是船又是牛车，进了成都城。
朱红大门在身后合拢那一刻，小妹才回过味来——这地方不对劲。
一个胖女人捏着她下巴左右端详，说往后你叫春红。
她扭头要跑，两个壮汉直接把她拖进后院，绑在歪脖子桑树上。
鞭子蘸了水往身上抽，她把牙咬碎了也没吭一声。
胖女人凑到她耳边，声音轻得像叹气，说跑一次，记一次。
那一刻小妹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完了，这辈子算是交代在这儿了。
春熙院的日子是拿客人算的。
白天女人们坐在廊下绣花嗑瓜子，瞧着光鲜体面，跟笼里的雀鸟没什么两样。
夜里灯笼一挂，脂粉味混着酒气熏得人脑袋发昏。
小妹被关在东厢房，窗棂上钉着铁条，她天天盯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发呆。
树枝够到了墙头，墙头上嵌着碎瓷片，她心里反复盘算着怎么跑，但每次看到那些瓷片，刚冒出来的念头就被按了回去。
她不是不想跑，是每回一想到那瓷片扎进肉里的疼，腿就软了。
有时候半夜醒来，她会盯着铁条外头的月亮看很久，想着窝棚里的弟弟妹妹现在长多高了，母亲的手是不是还在裂口子。
第一次跑选在腊月。
两个守门的午睡，她爬上槐树翻过墙头，掌心被瓷片割得血肉模糊。
她混在人群里拼命跑，结果被采买的男人一把揪住领子拎了回去。
胖女人罚她跪在碎瓷片上，膝盖的血把裤腿浸透了。
那一刻她心里只剩一个字：疼。
但比疼更让她绝望的是，她发现自己真的跑不掉。
这院子四面都是墙，墙上都是瓷片，她一个十三四岁的丫头，能跑到哪儿去。
第二次选在夏末。
四更天她用床单撕成的布条从窗户溜下去，跑了二十多里地，眼看就要摸到简阳地界了，马蹄声从身后追上来。
她蹲在草丛里，听着马蹄一下下踏过身边的泥土，每一下都像踩在她心口上。
大气都不敢出，浑身抖得跟筛糠似的。
马蹄声远了之后她又跑，结果还是被逮了回去。
胖女人用烟头在她左臂烫了三个疤，皮肉焦糊的气味钻进鼻子里，她这辈子都忘不掉。
那三个疤不光烫在肉上，也烫进了她心里。
从此她明白了一件事：这院子就是个牢，谁也别想出去……
有回发烧烧得迷迷糊糊，玉兰偷偷塞给她半块退烧药，指尖冰凉，但那点温度她记了一辈子。
那是她在那座院子里收到过的唯一一点善意，她不知道玉兰为什么帮她，但她心里清楚，这份情她还不起，也忘不掉。
解放的消息传到院里那天，胖女人慌了神，手忙脚乱收拾细软准备跑路。
小妹躲在柴房里听着外面乱糟糟的脚步声，忽然想起母亲送她出门时说的那句话：珍儿，去了要听话。
她心里说不上是恨还是庆幸，只觉得这一关总算熬过来了。
那些年她学会了一件事，就是别去想明天，因为明天永远不会比今天更好，能熬过今天就算赢了。
后来她遇到了魏瘦鹏，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，没什么大本事，但给了她一个家。
从良那天她站在春熙院门口，朱红大门敞着，像一张吞过无数女人的嘴。
她没回头，一步步走远，那一刻她心里空荡荡的，说不上轻松，也说不上难过，就是觉得这条路终于走到头了。
而那些没能走出来的姐妹，她们的魂儿或许还飘在那座院子上空，等着谁来替她们说句公道话。
康素珍写下这些不是为了博取同情，只是觉得那些名字不该被人忘掉，那些苦不该白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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